其次,20世纪70, 8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当然应该借鉴,但是它们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福利国家之初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即所起的正功能,现在往往被众多的研究者忽视了”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和繁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功不可没,而这一制度也是超越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公共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与其说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在于其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说是无视其边际效用递减的事实而对它不断固化、加码的结果。再次,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在经济发展最早、水平最高的英国,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最先建立起来的。德国能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和德国国内的政治社会背景即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既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而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变化,将其作为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必然地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与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及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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