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农民看病很不容易。1963年，我高三，小侄子患口腔念珠菌病，那时我们只知叫鹅口疮，去城里一家医院。看病的医生看我们穿得破旧，一句“你们有钱吗”就打发了我们。我年轻气盛，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到上海市卫生局，说那个医院态度不好，看不起农民。后来卫生局派了人来调查，我说，我们是穷，但是我们不受你们气。那个医院给我们道了歉，打了招呼，也就算了。也由此我暗暗下了学医的决心。
我那侄子呢，后来在乡下土郎中那里用“马奶”治好了。土郎中很实在的，有钱人就多收一点，没钱的就少收或不收钱，我们很感激。高三毕业后，我就考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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