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戈恩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欧新中文/图）
在和平时期，联盟间平衡几乎全部依赖于戈恩个人的影响力。对雷诺而言，戈恩是对日产的监督者，能确保雷诺作为母公司在联盟内的利益。对日产而言，戈恩却是某种程度上的保护者，能够确保日产的独立性，为其在联盟间争取利益。
2020年1月2日出版的法国《世界报》上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戴着庆祝礼帽的戈恩，舒适惬意地躺在沙滩摇床上。左上角一轮红日中形似日本法官的卡通人物，远远看着戈恩却无可奈何。
数日前，戈恩上演的一场“世纪大逃亡”震惊世界，过程曲折堪比动作大片。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在一支扮成乐队的特殊部队掩护下，戈恩逃脱警方和海关的重重关卡，成功从日本逃往黎巴嫩。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是黎巴嫩裔法国籍企业家，法国汽车企业雷诺原董事长，日产汽车董事长、三菱汽车董事长。2018年11月，戈恩因“过少申报自身报酬”“公款私用”等多项指控遭日本政府逮捕。在陆续交付了15亿日元（约0.98亿人民币）的保释金后，戈恩选择了逃跑。
1990年代末，时任雷诺总裁的戈恩制定参与了日产复兴计划，使日本民族品牌日产汽车起死回生，一度成为民族英雄，就连日本杂志与漫画都出现了他的专属卡通形象。此后戈恩采取合纵连横的方式将三菱汽车收入旗下，打造了“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联盟，问鼎全球销量冠军。
20年后的全球汽车市场风云剧变，无论雷诺还是日产都已不满足各自的定位，双方围绕股权、人事权、控制权的交锋不断。两家企业背后则是两个政府，作为雷诺最大股东的法国政府，在一系列操作中都展现出强势风格，间接持股日产的日本政府为捍卫民族企业也毫不示弱。
积年累月，日产管理层与大股东雷诺汽车间的博弈局面日渐失控，曾经法国人眼中的“管理天才”、日本人口中的“神奇小子”戈恩倒下了。
招惹众怒的改革者
一手拯救日产于危难的戈恩因何沦为阶下囚？
“日产复兴计划”是一切的开始。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横扫日本，彼时的日产汽车连年亏损，债务一度超过2万亿日元。远在法国的雷诺提出联合，财务情况稍好的雷诺以46.8亿美元获得日产36.8%的股份，成为公司大股东， “雷诺—日产”联盟成立。
时任雷诺副总裁的戈恩被派往日本，担任日产高管，并带领日产于1999年最后一个季度推出了复兴计划。“当初来到日产我并没有考虑过多，只是被‘复兴日产’这个挑战吸引了。”戈恩在个人视频中坦言。
复兴计划第一步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手段即关闭多余工厂、裁员、修改生产流程、使汽车零部件标准化、加快新车型开发等。
在公司传记《起死回生》一书中，员工回忆，当时戈恩计划将日产原有的1300家供应商减少一半，3年内裁员21000人，关闭5家工厂，卖掉所有与汽车无关的产业，目标是短时间内削减40%以上的成本。
瘦身后的日产表现惊艳，在合并后第二年第一季度就实现了久违的盈利。2001年戈恩升任日产CEO，隔年他又提出了“180计划”，在三年内实现三个目标：年度销量增加100万台、8%经营利润率以及负债降低至0。2005年9月，“180计划”全面完成，戈恩兼任雷诺CEO。
十年后，也就是2016年，日产将当年雷诺的方案复制在了三菱身上，耗资22.9亿美元收购三菱34%股份成为大股东。“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至此成型，戈恩又再次出任三菱董事长。
公司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联盟在2016年合并当年的销量已经接近1000万辆，排名全球第四。之后，联盟还促成了日产和东风汽车的合作，双方以各持股50%的合资公司布局在华业务。
联盟的好处颇多，尤其在削减成本、共享信息和技术方面。《起死回生》谈到，降低采购成本能够说是日产迅速扭亏为盈的关键。
戈恩的方式就是采取比价制度，将公司支付的成本拿来和其它同行作比较，来判断价格是否合理。联盟间信息共享的优势也就显现出来，日产的员工可以直接参阅雷诺的采购记录、比较数百种零部件的价格，以此和供应商讨价还价。
如果说比价只是“得罪”了供应商，关闭工厂和裁员则让日产的文化遭到了冲击。日本人很难接受遣散员工的行为，因为像日产这样的企业仍采取终身雇佣制。
日产员工在书中回忆，1999年时，日产在全世界各地的员工总数超过14.8万人，有三分之一在工厂上班。但在遣散2.1万名员工后，日产的生产力会提升20%，但无疑会遭到多数人的“怨恨”。
戈恩用了两年时间就将日产从巨亏的深渊拉回，疾风骤雨的改革也让日本人对他爱恨交加。
戈恩在视频中谈到，“我爱日本，我爱日产，没有人会在一个对自己而言毫无情感、触动的国家和公司工作20年。”
但戈恩带领日产汽车扭亏为盈的两年，是靠大批量地削减供应商、裁员以及砍掉部分业务的方式，这让众多的员工瞬间失去了工作。而他在位期间扶持法国高管上位，公司董事会中过半都是“戈恩派”，日方管理者早有不满。
为了缓和与日方管理层间的气氛，戈恩在2017年2月宣布将CEO职位交给西川广人，但保留董事长职位。
微妙的平衡打破
雷诺和日产间矛盾的爆发，根源则在双方日后变化的实力。
和大多母子公司的附属关系不同，雷诺虽为日产大股东，却并不直接参与日产的日常经营。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双方的独立性，双方于2002年各出资50%，在荷兰建立了雷诺—日产私人有限公司（Renault-Nissan B.V.，简称RNBV）。该公司负责联盟内部的战略管理和资源整合，董事会成员均为双方的决策层。
时至今日，联盟都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甚至在雷诺和日产各自的官方主页上，都难以找到联盟存在的痕迹。类似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两家品牌的独立性，但交叉持股的不对等关系却埋下矛盾爆发的火种。
双方交叉持股一直较为稳定。目前，雷诺持有日产的股权比例为43.4%，拥有投票权，日产则于2001年购买了15%的雷诺股权，没有投票权。
双方的权利一开始就不对等，很大程度上由于当初的日产并没有太多资金对雷诺进行交叉持股。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祛除沉疴的日产开始显现实力，汽车销量很快就超过了母公司雷诺。到2018年，联盟1076万辆车的总销量中，雷诺和日产的份额分别是36.1%和52.6%。
原本就微妙的平衡在双方日渐悬殊的力量下变得岌岌可危，尤其是在更强的力量介入后。
2015年法国政府颁布了Florange 法案，其中一项条款是，持股至少两年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上拥有双重投票权，目的是奖励那些有助于企业稳定的老股东。
法国《世界报》将这一条款形容为“国家股东和公司总裁之间的冲突”。该报指出法国政府的根本目的在于，希望使用这一条款，以较少的资本来对企业保持最大的影响力。
比如雷诺，法国政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15%。根据该报测算，如果法案通过董事会决议，法国政府在保持同样影响力的情况下，能够最终靠出售股票，赢得至少160亿欧元的收入。
但前提是相关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对抗最先爆发于政府与戈恩之间。
据路透社报道，为了能让决议在股东大会中通过，2015年4月法国政府用12亿欧元公共资金，将政府对雷诺的持股暂时提高至19.7%。
雷诺随后便召开董事会，提出向日产汽车转移更多权力的反制计划。戈恩的反对不难理解，他担忧双重投票权会让雷诺和日产之间的平衡被破坏。
日产不久后就向法国政府提交文件，主张大幅变动雷诺与日产的结盟关系，预计将日产持有的雷诺股份提升至25%—35%，让两家公司在共同决策上拥有同等地位。按照日本对交叉持股的法律规定，如果日产汽车对雷诺的持股达到了25％，那么雷诺将会丧失在日产汽车43.4％的投票权。
面对紧张局势，法国政府宣布暂时搁置双重投票的决议。直到2017年法国政府出售了其持有的4.73%雷诺公司股份，交易完成后，法国政府持有的雷诺股份份额又回到了15%。
而到了2018年3月，事情又出现反转。据彭博社报道，戈恩正在促成雷诺和日产的合并事宜，戈恩提议由日产收购法国政府所持有的15%股权一部分。如果达成一致，未来将成立一家新的汽车集团。多家日本媒体指出，戈恩态度的变化源于法方的施压。
日方对大股东雷诺已经“越来越小心”，仍担忧雷诺全面控制日产。这不仅因为日产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企业，而且日产掌握了较多的汽车技术，还拥有三菱34%的股份。
四度被捕后逃亡
平衡最终被打破，2018年11月戈恩被捕。
在和平时期，联盟间平衡几乎全部依赖于戈恩个人的影响力。对雷诺而言，戈恩是对日产的监督者，能确保雷诺作为母公司在联盟内的利益。对日产而言，戈恩却是某种程度上的保护者，能够确保日产的独立性，为其在联盟间争取利益。
失去戈恩，雷诺与日产间的矛盾已然公开化。2019年6月10日，日产称收到了一份雷诺汽车的信函。在信函中，雷诺对西川广人等人修订的公司新章程表示强烈不满。
被捕后的戈恩也面临法方的指控。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此后陆续开展了对戈恩的个人调查，包括其2016年在凡尔赛的婚礼是不是真的存在违规。雷诺公司已经找到证据，表明公司支付了戈恩部分婚礼费用，以此把调查移交给了检方。
另一起司法调查涉及上述分公司RNBV，该案已由反贪腐财金检察院在2019年5月交予预审法官。法新社分析，这也是戈恩没有在逃离日本后返回法国、而是去了黎巴嫩的原因之一。
据多家海外新闻媒体报道，交付巨额保释金后，戈恩仍选择逃亡，或许与日本的“人质司法”制度有关。
在现行制度下，日本检察部门掌握疑犯的生杀大权，即便假定“疑罪从无”，检方仍可以各种理由反复、长期拘留疑犯逼其认罪。如果嫌犯拒绝认罪，一旦被判有罪会遭受更为严酷的刑法。因此，日本检方的定罪率高达99.9%，嫌犯因胁迫认罪错判的个案屡见不鲜。
2018年11月19日，戈恩在飞抵东京机场后，被等候多时的东京地方监察厅特搜部当场控制，理由是涉嫌过少申报自身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同时被捕的还有戈恩的助手格雷格·凯利。
此后戈恩被拘留在东京看守所中。多家海外新闻媒体报道，戈恩自2018年11月起至2019年4月之间前后4次被拘，总拘留时间长达108日。
早在第一次被捕后，日产和三菱公司就即刻宣布卸去戈恩的董事长之职，但大股东雷诺仍为戈恩保留了董事长职位，只是另行指派了一位CEO。然而在2019年1月24日，戈恩同意自行辞去公司的所有职务。
2019年3月6日，戈恩终于获得法院批准得以保释，在支付了10亿日元（约6500万人民币）保释金后，戈恩获准出狱，但被24小时严格监控。
戈恩决定反击。2019年4月3日，戈恩发了一条推特称“我准备说出真相。新闻发布会将于4月11日星期四举行”。仅一天后，刚被保释的戈恩就因新的证据和指控第四次被捕。
这次被捕后，戈恩又通过Youtube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开头戈恩无奈地说“如果你在看这条视频，说明4月11号的发布会没开成（又被抓了）”。他还在视频中强调，所有日方对他的指控都是有偏见的，自己被塑造成了独裁者，自己是无辜的。
戈恩的辩护律师弘中惇一郎曾对检方第4次逮捕戈恩进行了批判，他向媒体指出，如果通过收集证据能够立案，能够直接进行普通的追加起诉，为什么还要对本人进行拘留呢？并直指这是“通过人质司法，使局面对于检察方面有利”。
直到2019年4月25日，在追加了5亿日元保释金后，戈恩终于被释放，但仍处于极为严格的软禁状态，检方禁止他与律师外的所有人接触。
对戈恩的调查还在进行，但针对他的一系列“审判”却已开始。
根据检方最初公布的讯息，对戈恩和格雷格 凯利的定罪罪名为“有价证券报告书的虚伪记载”。二人涉嫌从2010年至2014年的5年时间里，将戈恩计99. 9800亿日元的SAR报酬记载为49.87亿日元，少记了40亿日元的报酬。
SAR 是股票增值权（ 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的简称，是股票期权的一种。规则是，如果在一定的期间内，所持企业的股价超过了预定值，持有人就能够得到当初获得股票和兑现股票时价差部分的利润。
而日产2019年9月9日的内部调查结果显示，通过SAR获取本身报酬并不违法，但戈恩对SAR行使日进行了操纵，以此获得不正当利益。
同月，戈恩还遭到美国监管部门的判罚。因日产在美国上市，戈恩的行为触犯了美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条例，戈恩最终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对于未能披露自己多出的薪酬，戈恩被罚100万美元，同时被禁止担任美国上市公司高管10年，这相当于终结了戈恩的职业生涯。
13个月的胶着后，戈恩最终以一种“夺人眼球”的方式选择了逃亡。由于黎巴嫩与日本并无引渡条例，日本检方有很大的可能性无法完成对戈恩的审判，《读卖新闻》指出“这是对日本司法制度的嘲弄”。
戈恩的美国代理人日本时间2019年12月31日发表了戈恩的声明，戈恩在声明中指出：我不是从正义逃离，而是从不公正与政治迫害逃离，为的是能够和媒体自由地沟通。
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
戈恩“世纪大逃亡”时间轴
2018-11-19
戈恩在东京机场被捕，被指控罪名是“财务造假”，此后被连续羁押一年。
2019-12-20
黎巴嫩总统向日本施压，要求释放戈恩。
2019-12-31
戈恩发声证实他已逃离日本，身处黎巴嫩，称“逃避了不公正和政治迫害”。
2019-12-31
黎巴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戈恩入境是合法的。
2020-01-02
日本政府某高级官员表示，日本将寻求与黎巴嫩进行会谈。
2020-01-02
戈恩逃亡路线经过土耳其转机，至少7人在土耳其被逮捕，因协助其逃离。
2020-01-02
法国政府表态戈恩可安心在法国居住，法国不会引渡戈恩回日本。
2020-01-02
一名黎巴嫩司法消息人士称，黎巴嫩已收到国际刑警组织对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的逮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