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府井一次影展上，观众从巨幅图片前走过。图/视觉中国 ）
文 | 《财经》记者 谢丽容
编辑 | 马克
中国第一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今年82岁，1987年他50岁，担任邮电部副部长，那年中国第一个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在广东省建成并投入商用。TACS是模拟移动通信网络的一种，适配这种网络的手机，就是著名的“大哥大”。
大哥大在当时的售价大约在1万－2万元人民币之间，就连装大哥大的皮套，一个也需要500元以上，更不用说入网费和通话费了。吴基传评价，大哥大是豪华通信，除了基础需求，更多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追求排场的装备。
豪华通信的特点令大哥大不能大范围推广，到1992年，中国移动通信的总用户数才2万。此后数年，国家决策机构推动移动网络越来越普及，终端资费越来越低，到1998年吴基传就任邮电部和电子部合并而成的信息产业部第一任部长时，中国移动通信总用户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户。
当年3月，考虑到移动通信的爆发式增长市场需求，邮电部被拆分为邮政局和信息产业部，同时，电信业政企分开，中国电信与原信产部脱钩，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
到2018年底，中国在网移动电话总数已经高达15.7亿部，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到了112.2部/百人。32年来，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令全球瞩目。
其间，移动通信的网络规模、技术层次和服务水平发生了飞跃，移动通信行业也从当初制约经济建设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今年6月，工信部向三大电信运营商和中国广电发放了5G电信牌照，10月底三大运营商正式开启5G商业应用，预期2019年年底5G套餐的签约用户数量会超过300万，基站数量也会完成13万的发展目标。
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此时，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期，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各领域、各行业跨界融合,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支撑和先导力量。
抓住5G移动通信发展新机遇，驱动传统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是中国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打造未来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
2G跟随，3G突破，4G引领
（1986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邮电局人工电话交换机工作大厅内，几十名接线员在工作。图/新华）
移动无线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第一代（1G）于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80年代初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从那时起，新一代的技术和无线标准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推出一次，如今世界已开启5G时代的帷幕。
每一次技术迭代，都是一次产业格局的洗牌，由于移动通信产业的基础地位，产业格局的变动也直接影响到相关国家的竞争力变动。而且，每一代技术的价值都呈指数级增长、推动经济进步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大。
欧洲在2G时代获得了第一个竞争优势，这使得诺基亚和爱立信等欧洲公司可以最早推出设备，并在2000年至2010年慢慢的开始向3G转型，这一时期欧洲无线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而当时美国仍在推行2G，美国公司在努力跟上发展步伐。中国在技术上几无积累，只有少数科研机构进行零星的跟踪、研究和模仿。
一位当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标准化活动的电信业资深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当时，中国代表在ITU的各技术会议上参与不多，学习大于参与。
3G时代，欧洲失去了这一优势，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监管部门要求对3G频谱资源进行拍卖，而不是把现有的2G频谱进行重新规划调整，欧洲运营商和设备商贻误先机。日本在3G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同样没有抓住先机，失去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和可观的收入。在此期间，多家美国无线技术公司倒闭或被收购到外国公司中。
中国此时已经意识到了做强国际通信标准的重要性。1997年，ITU向各国发出了3G技术标准的征集函，中国政府有意竞逐。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提交标准方案的重任交给了提出TD-SCDMA技术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即后来的大唐电信。2000年5月的ITU全会上，TD-SCDMA被确定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
从零开始做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高难度大，中国当时并无优势。时至今日，中国通信产业界对于当年的自主技术标准TD-SCDMA的功过是非依然有争议。
有人认为，由于通信产业链的特性，TD-SCDMA产业链孱弱，从终端、系统、芯片，到仪表、测试，整个产业链只有中国厂商与少数韩国企业（当时韩国企业也处于产业起步的阶段）参与，整个TD网络从开始到结束，用户从终端到网络体验都不尽如人意；而且，这个标准除了中国移动，海外部分国家地区部署了一些小网络，并未达到海外拓展的程度，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如果据此标准，中国第一个3G标准不算成功。
另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3G标准和网络确实有不少问题。但中国角逐国际化标准的道路总有一个起点，哪怕这个起点并不算太从容。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后来总结，如果不在3G标准这个当口起步，就得在未来的4G、5G起步，但起步越晚越被动。而且，当时中国市场规模已呈爆发前兆，是一个不错的节点。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手机用户数仅占世界手机用户总数的约4％，到2000年已近12％，到2018年12月，我国在网手机达15.7亿部，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已达到了112.2部/百人，这组数据侧面印证了杨骅的观点。
美国在4G的发展路径上吸取了2G和3G的教训。尽管3G的实施进度很慢，但后来的几年内，美国加大3G投资建设力度，最终使其在4G到来时全面占据先机。在2010年初，AT&T和Verizon利用2008年拍卖赢来的700MHz频段，迅速在美国各地部署LTE网络。
美国在4G智能设备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并最终在全球取代了日本的操作系统。美国的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Netflix及其他不同规模种类的互联网公司，都利用LTE网络带来的大带宽和新手机功能，研发了新的应用程序和服务。随着LTE技术在其他几个国家的推广，推动美国在全球无线和互联网服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ReconAnalytics在2018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2011年至2014年间，4G的引入为无线行业贡献了70％的增长，不仅提高了GDP，同时无线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80％以上。通过引领4G的发展，美国建立了一个由网络供应商、设备制造商和应用程序开发商组成的全球生态系统。
以3G为基础，中国在2007年进一步冲击4G标准。中国移动联合几家国际运营商，将大唐移动等国内厂商提出的TDD演进方案，融合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国际标准，形成TD-LTE标准。
TD-LTE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系统性原始创新技术，中国企业拥有大量TD-LTE自主知识产权。在通信标准化组织ETSI披露的LTE专利中，中国企业拥有的LTE专利比例超过20％，包括大量TD-LTE核心专利。中国企业提交的TD-LTE标准化文稿占比近50％，在标准制定中拥有较大话语权。其中，中国移动、华为、中兴等龙头公司占据了核心话语权。
相对于TD-SCDMA，TD-LTE有三大特点：同时得到了国内外主流厂商和海外运营商的支持，形成中国主导、全球广泛参与的端到端完整产业链，网络和终端成熟度与LTE FDD保持同步发展；技术性能有竞争力，总体与FDD-LTE相当，走出了国门；拉动经济，提升中国科研水平及整个制造业的装备水平。
TD-LTE产业链非常之长，从芯片的设计、封装、系统集成、仪器仪表到手机制造，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活力被不断激发，带动了技术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升级，带动了应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和芯片等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和发展。
在我国发起并主导的TD-LTE全球倡议组织（GTI）中，运营商成员超过116家，设备商成员97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30多个国家开通了网络。
2G跟随，3G突破，4G引领，中国20年来在国际移动通信标准的参与，是一个将技术、标准、产业、市场有机连接起来的过程。
5G更加从容
（2019年 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图/中新 ）
几乎所有通信行业的资深从业者都有一本心酸账。杨骅曾在多个场合回忆，国际标准会议上讨论中国代表团提出的3G标准时，不少国际同行都走出会场喝咖啡去了，没人认为这个标准会有前景。这一过程发生在中国发力3G、4G的过程中。
5G时代，渐入佳境。
5G的标准立项共45项，中国、欧洲和美国三大阵营占主流。中国立项21项、欧洲14项、美国9项、日本4项、韩国2项。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5G的标准进程，1G、2G时代一无所有，3G时代开始跟随，4G时代基本并跑，5G时代中国已经处于领先位置。
标准之外，中国5G生态链此时已经相对强壮。中国移动是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用户量最多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华为是全球第一大ICT科技公司，中兴、大唐等是通信领域主流系统设备厂商；华为、OPPO、vivo、小米是全球手机主流玩家。
在互联网领域，有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综合互联网巨头，并形成了繁荣互联网生态；在代表未来方向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形成全球两极。
相比2G、3G和4G，升级5G将为每个国家带来与4G相比规模更大的潜在风险和回报。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预计，5G时代的领导者将在未来十年间获得数千亿美元的收入，并在无线技术领域创造广泛的就业机会。5G也有一定的可能给其他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更快、更大的数据吞吐量，无人驾驶等技术将获得巨大发展。5G还将通过增加多个设备之间的数据量和速度来增强物联网，甚至取代许多家庭所依赖的固网宽带。拥有5G的国家将拥有更多的创新，并为世界其他地区设定标准。
但美国国防部认为，由于美国在频谱资源秉性和选择使用的情况，这个国家目前不太可能是美国。
这份名为《5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部的风险与机遇》的报告数据显示，每个国家的5G能力能够最终靠五个指标进行比较：频谱可用性、广泛的5G试验、国家监管机构建立的5G路线图、政府承诺（例如，为5G实施铺平道路的战略文件和政策），以及行业对早期5G发展的承诺。
在这些指标中，其他因素均依赖于频谱的可用性。中国向三大运营商分配了200MHz的中频频谱，并正在考虑重新分配500MHz的C频段频谱。相对于美国目前只能采用的毫米波、Sub-6频段或两者混用的方式组网，中国留给5G的频谱资源更加丰富优质。不同的频谱决定了5G数据传输不同的速度、容量和延迟。
今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发放了四张5G牌照，计划2019年部署预商用应用，并在2020年正式商业应用。国际咨询机构安永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5G用户数将达到5.76亿，占全球总数逾40％；中国5G资本支出将达到1.5万亿元（约合2230亿美元）。
截至2019年5月，中国已部署约35万个5G可操作基站（包括既有基站的升级），几乎是美国部署的10倍，这个数据还在不断攀升中。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大型制造商（华为和中兴）正在通过销售大多数都用在非独立网络的5G支持设备和装置来推动5G部署。
在海外，中国一直在与其他几个国家和公司保持合作，以扩大其5G的影响力。
在欧洲，尽管美国政府要求盟友阻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仍然正在为一些国家的5G网络提供建设的服务，并签署了多项5G合同。
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推动由中国建设网络基础设施，以提供跨越整个路线的连通性。这一策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根据市场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发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2018年三季度，华为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占有28％的份额，比2015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随着更多地区的5G网络依赖中国通信设备，预计华为的市场占有率将继续增长。这些努力将使中国能够推广其5G网络标准和规范，并在全球5G设备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从信息公路到经济底座
有了3G的从0到1、4G的从1到N的积累，5G时代来临之际，中国相关厂商已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多数政策、经济、技术学界人士认为，5G不仅将改善个人消费体验，还会带来无限商业可能，是新一代产业变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革，及面向消费者的数字生活变革的底座。
得益于通信产业作为科技产业基础设施的强大，中国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处于历史最小的时期，已经有能力并行跟进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建设电信网络一直被认为是由一个国家的电信运营商来主导完成的，但是网络从2G升级到5G的过程中，网络的使命从最基础的连接功能上升到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设施，这一变化将电信运营商推向了它们越来越不擅长的宽广领域。
鉴于这样的变化，一些通信行业人士认为，将中国电信业的产业格局从寡头垄断下的有限竞争转变为更加开放的竞争市场，并让电信运营商在更大的融合市场获得更多政策、资本和产业支持，有利于中国保持在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的领先优势。
纵观中国电信业2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电信网络对国家经济商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升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中间穿插多次打破垄断、激活市场的重要改革，保证了电信行业逐步适应新的使命和环境。
20年来，中国电信行业内进行了四次大规模重组，从政企分家到最终形成三大运营商相对稳定平衡的竞争态势。
3G时代，电信运营商代表管道，IT厂商代表技术，互联网公司代表应用，生态链上的三类公司各自为政，交集不多。电信运营商处于生态链价值分配的底部，投入巨大但只获得管道收益，一度陷入转型困局，网络压力不断加大，客户能力明显欠缺，硬件创新很少参与，流量费用成为众矢之的，自营业务不够专业，规模个性难以兼顾，沉溺在低端价格战中无法自拔。
如果将视野放大到全球，电信运营商的衰退是全球性的。全球电信行业从1992年开始迅速发展，1990年－2000年，全球电信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0％，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是7％，2008年至今，这个数字锐减到0.3％。这十年间，恰恰还是全球3G、4G网络高速发达的十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电信业顶到了天花板。
技术越好，网络越快，反而无法带来更多收入。一位运营商高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慢慢的变好的带宽和速率体验慢慢的变成了默认，运营商如果不跳出管道思维，将无法获得明天。
这样的状态一直在4G时代才有所改善，运营商的思路开始逐步打开，和IT厂商、互联网公司联合创新，实现共赢。
一个分界点是，2017年8月，中国联通公布混改方案，宣布将引入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在内的多位战略投资者，认购中国联通A股股份。中国联通是第一家央企集团层面的“混改”试点企业，承担着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蹚路的使命，也是中国电信行业首次突破在行业内重组，与外部开放型企业融合发展的新尝试。
这种混改模式的初衷在于，帮助电信运营商技术、商业模式跳出“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的惯性陷阱，抓住新的机会。当运营商与移动支付、社交、分享经济等失之交臂以后，是否可以抓住云、大数据等数字时代的新机会？5G是运营商跳出管道宿命的一个契机，也将是一个分水岭。
5G时代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通信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迭代，早已不是电信运营商“一个人的战争”，由于科技行业的边界在过去十年越来越模糊，几乎所有处于科技产业链上的科技公司都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战局，甚至传统的垂直行业，例如汽车、金融、消费等行业，也主动入局。5G和数字技术的相互作用，将改变一切产业和商业。
埃森哲战略大中华区总裁余进近期撰文称，如果生态参与者忽视了这一系列变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改变，而仅仅选择简单跟随，未能以变御变，那么失去的将可能是一个时代。
她认为，5G将为电信运营商重新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将进一步打破已有的竞争壁垒，运营商如果无法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将进一步沦为底层通道提供商的角色，随着通道服务加速成为低成本产品，将无法为巨大的5G网络建设投资提供充足回报。
因此，运营商需要在战略层面，重新思考企业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战略定位：在企业市场，如何利用全连接优势逐步延伸，赢取巨大的数字化服务增量市场？而在消费端，又如何重新成为消费者每日数字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
对于擅长应用的科技公司来说，由于个人消费领域的红利几乎已经被彻底挖掘，如何扬长避短与生态竞合则是核心命题。它们需要进入新的B端市场，部分竞争优势被弱化，需要策略性补齐自身在终端接入、网络与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能力短板；需要更加深度了解垂直行业，增强垂直行业应用场景的创新能力。
“面对新技术，过去的经验往往是最大的障碍。”一位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最难的是思维的改变，用旧商业模式使用新技术是很多科技公司很容易犯的错。”这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投入了巨大资源研究5G。
对于华为这样的公司来说，其身份则变得更多元化。华为参与了中国电信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20多年后，已经成长为一家集消费终端、电信设备和数字技术提供者多重角色的综合型科技公司。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5G时代华为的角色，绝不是单纯的设备提供者，而是做运营商的“价值运营伙伴”。这家公司希望帮助电信运营商建设5G网络，更希望用自身在云、终端上的积累，和运营商一起开拓更多市场。
余进认为，所有人都不应该置身事外。传统行业的领导人更需要深入思考，在5G及全方位数字技术赋能下，企业如何通过拥抱技术变革来获得竞争优势。
在所有参与者的集体配合下，5G将构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从线上到线下、从消费到生产、从平台到生态，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可以预见的是，5G技术的商用化将引发新一轮投资高潮，促进新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扩散渗透，孕育新兴信息产品和服务，重塑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此前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测算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到2030年，在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6.3万亿元、2.9万亿元和800万个；在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10.6万亿元、3.6万亿元和1150万个。
此时再回忆1996年前后一些骨灰级网民使用拨号上网，一个月网费动辄上千元，已经恍若隔世。
（本文首刊于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