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场大饥荒正在非洲东部蔓延。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肯尼亚、吉布提、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南苏丹等几个国家受灾人数超过1100万，其中包括200万儿童。受灾最严重的是索马里，估计已造成1万人死亡。由于饥荒，埃肯边境地区居民甚至出现了小规模冲突。还有大批索马里灾民滞留在肯尼亚。记者在肯尼亚东部边境处的达达布难民营采访时，不少索马里人表示今年粮食严重短缺，只能离开家园。
“非洲之角”最早的饥荒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3年，但事实上，在1917年至1957年间，非洲大陆只有一次大饥荒记录。那为什么，最近几十年非洲国家饥荒不断？198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1992年索马里饥荒都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大新闻。这篇文章反思说，非洲以前的饥荒都是由天灾造成，比如干旱、洪水和蝗虫。但后来由于经济的脆弱和政府的软弱，也造成饥荒。殖民地时期同样出现类似灾难，只是规模没有这么大。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军人政权、暴动和内战等导致刚果（金）、安哥拉、利比里亚等以前没有饥荒的国家成为大饥荒多发国。战乱不仅打乱了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系统，而且让该地区的军事开支挤占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基础设施投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饥荒都离不开战乱原因。
联合国难民署驻达达布难民营办事处新闻发言人威廉姆·斯宾德勒告诉记者，冲突是索马里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有帮助其恢复和平，才能彻底解决饥荒问题。但导致非洲饥荒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非洲的动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建立的饥荒早期预警系统网络早就预测到东非地区今年5月至9月会发生粮食短缺问题。该网络认为，索马里南部的饥荒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缺雨导致粮食产量减少，进而推高粮价，并进一步削弱了人们的购买力。去年5月，在肯尼亚东部，用一头羊能换回40公斤玉米，今年却只能换30公斤。
非洲饥荒还有更为复杂的国际背景。瑞士《信使报》在一篇题为“非洲仍在挨饿”的文章中提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难逃其咎。文章说，上世纪70年代末前，非洲国家一直有实现粮食自给的政治愿望，资金向农业和畜牧业倾斜，农业人口达到80%。但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鼓励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改革后，一些非洲国家取消了对农业的支持，这让大量非洲农民在与高补贴的欧美农业的竞争中破了产，被迫离开土地。2008年世界银行承认其失误后，私营企业投资非洲农业的多了，但很多又是在非洲大陆从事农业商业、农业燃料生产和种植转基因作物。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就有成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用于生产农业燃料。《信使报》担忧地下了诊断书：“非洲将继续挨饿！”
有法国网民在网上留言说，非洲饥荒与当地超高的人口出生率、无休止的部族冲突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只是“隔靴搔痒”。一位上世纪50年代随军队去过乍得的法国人说，他最近重返乍得，发现当地沙漠化更严重了。他认为，乍得急需灌溉设备和抽水泵站。
据估算，再过5年，非洲人口将达到13.5亿，如果粮食供给状况得不到改善，非洲饥荒还会出现。对此，肯尼亚《旗帜报》7月27日呼吁非洲国家应从内部找到解决饥荒的办法。该报说，农业本来是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支柱，但脆弱以及协调能力差的国家政策正让非洲挨饿，政府要为农业提供资金支持、修好灌溉工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纳曼加·恩贡吉表示，非洲国家领导人需要重新包装农业，以吸引青年人参与农业发展。非洲3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数的2/3，但目前由于农业投入不足，青年人都不愿意去种地。
“非洲之角”发生大饥荒后，国际社会纷纷展开援助。中国政府决定向受灾国家提供9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粮食援助。但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却开始怪罪中国。德国联邦政府非洲事务专员君特·努克日前指责中国对“非洲之角”发生的饥荒负有责任，称中国在非洲大量收购土地，让相关国家生产用于出口的作物而剥夺了小农户的土地，中国的“人为因素”是导致饥荒的原因之一。对这些歪曲中非关系的话，有学者认为，非洲饥荒的“人为因素”恰恰是西方自己。
非洲本不是片被饥饿所“诅咒”的大陆，但当非洲土地被西方圈走以后，非洲的土地就没能种上非洲人最需要的粮食，而挨饿也成了非洲人不可避免的“宿命”。徐伟忠认为，西方的殖民统治导致非洲的生产关系扭曲，比如经济对外依赖严重等。相反，中国在非洲建有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示范中心，还在帮一些国家建国家储备粮仓。
中国官方根本没有在非洲买地，中国只有少数企业和个人在非洲经营私人农场。实际上，欧美等西方国家在非洲“圈地”已超过3000万公顷，面积相当于半个法国，占非洲已耕地的15%。仅英国生物燃料公司一家在非洲就拥有超过160万公顷土地。西方在非洲的土地投资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低廉、自然条件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善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等。种植的作物大多为麻风果、蓖麻等经济作物。出产的农产品经简单加工后全部运回欧美，用于制造生物燃料。这种“剪刀差”式的合作模式让西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非洲国家却只能得到有限的地租和人工报酬，同时还要承担巨大的粮食安全风险和对环境的消耗。比如，麻风果就对环境具有很大毒副作用。
非洲再次出现大饥荒，也引起了西方的一些反思。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前不久去了非洲饥荒灾区，随后在国内媒体撰文说，西方国家必须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非洲的悲剧。他在文章中说，也许很多人会质疑“为什么我们再次看到了非洲的饥荒，这个问题怎么到现在还没解决”，不过，1100多万人受灾，相当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州人口的总和，“看到饿得皮包骨头的小孩，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法国《世界报》7月27日在题为“非洲之角消除饥饿的途径”的文章中提到，除适应气候变化、提高农业产量外，消除国内冲突也是非洲解决饥荒的重要途径。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非洲问题专家菲利普·胡哥认为，要解决索马里的粮食危机，首先要与索马里的反政府武装谈判，以保证粮食通道的安全，但美国一直反对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伊斯兰青年运动”谈判。不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日报道，为帮助受饥荒影响的索马里灾民，奥巴马政府考虑对部分反恐法律“松绑”。
联合国难民署官员告诉记者，索马里反政府武装“伊斯兰青年运动”部分派别甚至向国际救援组织“收税”，否则，不会允许国际救援机构在其控制区域开展救助工作，这严重影响了国际组织对灾民的救助。
记者去过这次闹饥荒的几个非洲国家，吉布提的自然条件很差，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条件比较好。据肯尼亚《东非人报》报道，在“非洲之角”地区受灾的同时，周边国家和马拉维等国今年却获得粮食丰收。
谈到马拉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徐伟忠对当地人勤快的性格印象非常深刻。但他也表示，在农业社会里，“勤劳”地生产出很多产品，却没有地方卖，导致很多非洲国家的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徐伟忠说，非洲首先必须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减少靠天吃饭的状况。
徐伟忠认识一位尼日利亚的农业博士，这位已经当上政府官员的非洲人告诉他，尼日利亚是世界上进口稻米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运输、储存、销售这些环节中浪费了大量粮食。徐伟忠说，非洲很多国家粮食储存量少，一到荒年没有粮食可以调剂，且粮食加工能力差，到丰年很多粮食来不及收获就烂在地里。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史蒂芬·德弗卢曾在论文《20世纪的饥荒》中说，中国和俄罗斯是上世纪前半叶饥荒的多发国，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创纪录”的饥荒都发生在“非洲之角”或撒哈拉以南非洲。
非洲是过去40年全球唯一一个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地区。非洲50多个国家中，有40多个国家粮食不足。最近3年粮价过高导致喀麦隆、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科特迪瓦、莫桑比克等国发生了“粮食骚乱”。
妈妈没有吃的，怎么喂孩子？
东非两亿人口当中，一向有 40%营养不良。
1/3人口亦即280万人粮食不足，1/3儿童营养不良，部份地区有60%牲口死亡。乐施会人道救援部主管科金说：这是 21世纪最糟的粮食危机，恐怕很快会失去大量生命。
饥荒引发难民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统计，2011年以来索马里有 61,000名难民逃到肯雅，逃往埃塞俄比亚求助的已达13万人。在肯雅达达布（Dadaab）全球最大的难民营，已住了 35万人，现时每天仍有 800名儿童徒步数天抵达。
他们严重营养不良，但能够来到已很幸运，因为许多人在途中死亡。「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引述一名母亲说，她留下六个孩子独自逃走，只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
对于如何突破非洲饥荒困境，肯尼亚《旗帜报》曾说到，政府应该重新包装农业，为农业提供资金支持，修建灌溉工程，这才是长久之计。“靠天吃饭”毕竟会使人民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之中，这也不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作为。鲜明的教训是，即使每年全世界可供出口的2亿多吨粮食都运到非洲，也不能让非洲人填饱肚子。“更何况，能到非洲的粮食只是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