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宣布，韩春雨团队已经同意将其2016年5月在该刊发表的利用NgAgo技术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撤稿，同时该刊刊发了一篇堪称掷地有声的社论，既详细而有分寸地描述了给予韩春雨团队足够空间来做我辩护的整个调查过程，也委婉地回应了自媒体时代的各路质疑。此信息一经发表，立刻成为国内新闻热点。
与科技类媒体及其报道中引述的科学家对此的积极看法不同，一些网络自媒体大呼“韩春雨论文撤回事件扯掉了中国科研体制的底裤”，声称“韩春雨学术造假事件，暴露了这个国家科研体制的荒诞，这个体制不是在推进这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向前发展，而是在加速这个国家科研人员的堕落。”
与此同时，我的科学传播同行也在反映其所在的一些科学家群里，已经有人在说，“珍爱声誉，远离媒体了”。看起来韩春雨事件就像媒体惹的祸，或者至少韩春雨的“屌丝逆袭”是媒体“炒作”的结果，最终则导致其声名扫地。
然而这些想法并不能反映这个事件的实际情况。在我看来，此事件的实际意义与上述两种表述相反，恰恰代表了科学共同体在有效维护科学权威上的成就，以及中国科学共同体的成长。在科学家同行、媒体以及《自然-生物技术》的共同推动下，此事已经走上了健康的发展方向，并至少在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声誉与可靠性方面抵制了不当作用的侵蚀。这是一个值得欢呼的重大进步！
诚如多位受访科学家所言，此事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调查可能意味着更多科学事实浮出水面，也会对韩春雨及其团队有很大影响，还可能会改变河北省拨付重金建设的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研究中心。但对于科学界而言，最重要、最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落足。
体制、期刊与科学权威韩春雨的NgAgo技术进行基因编辑一发表就引发了轰动。但如《自然-生物技术》在配合该论文撤稿时所配发的评论所指出的， 去年夏天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无法重复该论文所报告的基因组编辑功能，质疑声广泛出现，媒体也广泛报道，只是从最初的讴歌诺奖级成果，到迅速跟进这些质疑。从那时开始，认为河北科技大学应该启动对韩春雨研究的调查，乃至科技部应该着手调查此研究的科研诚信问题的呼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种浪潮中，无疑要求《自然-生物技术》撤稿的呼声随着越来越多复制失败而水涨船高。
值得称道的是，《自然-生物技术》并没有在强大的压力下仓促做出决定。该刊首先对外承认启动了相关调查但没有公布细节。从刚刚发布的社论中我们则看到了整个处理过程的完整细节，其详实、有度而又认真负责的处理方式足以值得我们在此处大段引用原文：
“我们内部的图像完整性筛查没有发现韩春雨论文的明显异常，复查数据的三位外部评审人也持相同观点。在此期间，《自然-生物技术》一直与科研界保持联络，各种为重复论文所做的持续努力。最终，在编辑们的协调下，三个独立小组的成果形成了一篇单独的反驳性论文，并通过了同行评议(Nat. Biotechnol.34, 768–773, 2016)。
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提醒读者留意该论文可能存在问题，我们将正式的“编辑部”发表在该篇论文所在的网址上，此举得到包括韩春雨在内的两位论文作者的支持。我们也询问了论文作者是否可以解答科研界为何难以重复他们的结果。
于是，去年12月，韩春雨及同事，还有另外几个与本刊联系的独立研究小组，提供了新的数据，称已经重复了NgAgo基因编辑活性。当时，本刊编辑和一位外部评审人都判定这些数据太过初级，不满足发表标准。
因此，我们决定给这些原始论文作者和新的研究小组更多时间来收集更多的能支持其论点的实验证据。现在，距原论文发表已过去了一年多，我们了解到当初曾报告说初步成功重复出实验结果的独立研究小组，无法强化初始数据，使其达到可发表的水平。
类似的，在征求专家评审人的反馈意见后，我们判定韩春雨及同事提供的最新数据不足以反驳大量与其初始发现相悖的证据。我们现在确信韩春雨的撤稿决定是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的最好做法。”
上述的描写显示出，调查一直在进行中，而且该刊既了包括媒体、同行研究和社交媒体评论在内的各种声音和信息，也没有让这些信息和声音形成压力，打扰对此事的处理过程。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自然-生物技术》的调查是在没有任何能影响作者行为的行政力量参与（或者说回避）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调查是在韩春雨所在的校方或科技主管部门都缺席从而无法形成任何对相关课题组有强制性指令（包括同行评议人），在无法获得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开展的，而从上面对该刊社论的引言我们不难看出，外部评议人在依靠外部数据和新提交数据的情况下，对该研究进行了独立而客观的评估。
区分是否有行政体制性因素的配合调查这一点很重要。我在此前针对韩春雨事件的文章中曾经指出，维护科学可信性也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所谓社会建构并不是社会虚构，而是说需要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共同努力形成合力，而在中国，毫无疑问科技主管部门和科学家所在单位是这些社会力量的重要一环。
而在这些行政体制性力量缺席的情况下，《自然-生物技术》仍然能推动各相关人士（主要是相关研究者）达成了这样一种阶段性的圆满解决方案，即便没有还原真相但足以维护科学的权威，这不能不说明以下事实：
首先，科学可信性的权威形象是依靠多方力量来维护的。各方形成合力当然最有利于此形象的维护。但在一些负有责任的角色缺席的情况下，按照科学的程序、追求科学的方法，仍然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自然-生物技术》作为超级牛刊(2016年影响因子高达42，超过了Nature、Science)，其自身的权威性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种权威性事情就无法进行下去。注意，事件中涉及到多位匿名同行评议人，他们任劳任怨，通常没有任何报酬。因为是匿名，即便是参与《自然-生物技术》这样的牛刊的同行评议也并不能让他们出名，确保科研的可信性恐怕是他们压倒性的动力。
其次，《自然-生物技术》这段详细的复述也让我们看到，对涉及数据可信性的科研评估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上讲，再多的外部复制失败也不能证明被复制的研究本身一定是假的。但通过对数据的对比、分析、合理的逻辑推断和对实验可能被污染等情况的合理假设，科学界仍然可以达成对某项研究是否可信的高度共识。
在这一点上，韩春雨基因编辑研究的撤稿，与几年前Science发表的由“砷元素” 来替代生命的六种基本元素“磷”的arsenic life研究的经历非常类似。这一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科研人员作出的研究发现，一种从加州Mono Lake湖中提取的细菌菌株（GFAJ-1），其基本构成元素没有磷，而是砷。研究刚发表也是引起巨大轰动，不就则遭到广泛质疑。后来介入调查的同行评议人倾向于认为是实验材料遭到污染，作者团队也再没有拿出可信的重复实验数据。此文被撤稿观察网站(Retraction Watch)认定应该撤稿，虽然最终没有被撤稿，但已被同行广泛视作不可靠的研究而不再被。
这种情况说明，学界形成广泛压力促成启动调查后，科学同行之间还是有多重手段来检验被调查研究的数据、研究方法和可信性。这一点不会因为被调查对象如何重要或如何被新闻媒体而发生改变。
第三，《自然-生物技术》对韩春雨文章撤稿事件的社论，也提及了社交媒体的正负作用。短短几年来，包括博客在内的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先是给人们极大的希望促进公众的民主参与。具体到科学界则是认为社交媒体会促进公众参与科学这一科学传播模式的发展。但这种热情因为实践上的不尽人意而迅速消退，而科学界对互联网参与可能带来的在科学求真问题上的“多数人暴政”则一直担心不已。从上述的arsenic life到这次韩春雨事件，我们都看到了社交媒体在推动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更加重要的是，事件到目前为止的解决方案让我们认识到，就总体而言，社交媒体并没有颠覆传统的科学界的游戏规则。这不能不让我们觉得欣慰。
科学与媒体的密切合作除了上述三点外，韩春雨事件到此为止所体现的科学媒体关系也格外值得总结。“珍爱声誉，远离媒体”，看起来好像媒体成为了妖魔化科学家的利器，但观察韩春雨事件中的媒体表现，特别是具有报道能力的媒体表现，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媒体不但不会去主动妖魔化科学家，而且在总体上促进了此事件的阶段性的解决。
回顾韩春雨事件，我们看到，的确如《自然-生物技术》社论中所提及的，韩春雨研究被伊始，产生了多达4000份媒体报道（虽然很多媒体和网站不过是转载），期间大量媒体报道的确将韩的研究标榜为“诺奖级”成果，但以此来指责媒体捧杀科学家则并不符合实际。实际上，媒体并没有能力对科研成果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即便以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这个级别刊物的论文，每年也要有数百篇之多。其中绝大多数就算做了新闻稿发布也不会被报道。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专业门槛（包括知识和兴趣）阻挡了媒体介入。
而媒体之所以会高调介入对韩春雨“成就”的报道，与开始时知名科学家的举荐，以及随后韩的成果被作为适应当时情况（创新大会）的政治符号不可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固然有媒体会拔高成果意义到“诺奖级”，但这种拔高恰恰是针对的不懂科学的公众，而后者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来在随后妖魔化科学家，因而将“珍爱声誉”等同于“远离媒体”实在缺乏证据。
另一方面，在多个实验室复制韩春雨研究失败，科学家们对这一研究的可信性窃窃私语时，恰恰是媒体介入，使得科学家质疑韩的声音被不断传出。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也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强化戏剧性议程和框架，比如在科学界得出结论前，已经影射韩春雨研究可能作弊。但以此来批评媒体僭越职能则有点严重，因为媒体普遍依赖作为报道证据的，仍然是科学家中对韩春雨研究的质疑。
可以说，媒体对韩春雨事件的持续关心，促进了《自然-生物技术》及时启动调查。在韩春雨团队撤稿后，《自然-生物技术》及时刊发社论并翻译成中文发布，这也不是一般撤稿论文能“享受到”的待遇。还要看到，无数的科学传播研究表明，媒体报道科学时，是将科学纳入到自己最重要的公共议程中。像韩春雨“屌丝逆袭，有潜力问鼎诺奖”这种说辞成为媒体热点一样，韩春雨研究无法复制受到广泛批评则是让这个故事能延续热点的原因。再重要的研究，如果没有与公共议程的切合，也很难得到非专业的大众媒体的持续。
所以，客观地讲，媒体基于自己的议程设置需求，在科学家的“合谋”的情况下，首先“吹捧”了韩春雨研究，随后又促进了科学共同体维护自身可靠性的行为。科学家不但不需要因为“珍爱声誉”而“远离媒体”，反而需要为了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声誉而善待媒体，让科学议程尽可能符合公众议程的需求的情况下，避免被媒体不适当地操作。
后撤稿事件的体制性悬疑在韩春雨事件中，或者说在很多涉及中国科学界不当（不一定是不端）行为中，媒体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在传统上，科学共同体仍然受制于强大的体制性因素，而体制维护自身政治合理性需求的力量，甚至是惰政不作为的力量，要远远大于科学界维护自身可靠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曝光”是推动解决方案形成的重要手段。
但在特定体制下，即便媒体“曝光”，其作用也仍然受限。在韩春雨事件中，在韩春雨一方撤稿后，河北科技大学随即启动“调查”。一直跟踪此事的读者会注意到，在围绕韩春雨研究是否能复制的舆论争端最为激烈的时候，河北科技大学一方也说过会启动相关调查，并公布了特定的时间节点，只是这些时间节点承诺要取得的进展无一兑现。何以如此？不消说，与基因编辑相关的巨额拨款和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这巨大的既得利益，完全可以让人们对批评更加麻木。依赖于行政体制对不当甚至不端行为的查处，最终要听命于层级体系中更高一层的人，而不是经由公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传达的公众舆论。遗憾的是，我们尚没有听到河北省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对此的推动。
不过，虽然相关部门此前对韩春雨事件的调查迄今为止乏善可陈，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科研体制对不端行为采取的行动已经在增加了。最近《肿瘤生物学》大面积撤稿后引发的多部委联合调查就是一个例子。对比《肿瘤生物学》大面积撤稿对象的医生个体，韩春雨事件中涉及到更大的机构利益，这无疑会导致彻底调查的步伐更慢。但即便如此，科学家对研究结果的大面积复制和对调查的广泛参与、媒体的推动、《自然-生物技术》审慎和有公信力的调查，乃至韩春雨一方最终的主动撤稿，都已经让科学共同体在维护科学知识的可信性和自身权威的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编辑：吴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