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天是西方情人节，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了他们2017年的年信 （Annual Letter），呼吁在国家激烈的政治过渡时期，不能忽略对外援助和对世界上最贫困人群的。
新浪国际联合世界说在西雅图专访了梅琳达-盖茨，我们一起聊了聊基金会的未来，以及她和比尔在情人节的“约会之夜”。
问：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战争、恐怖主义、反全球化等。有不少人因此感到悲观，世界真的在向前进展吗？
梅琳达：在比尔和我今年的年信里，我们想着重强调的一点正是你所问到的“进展”。如果你每天早起，浏览一遍新闻头条，你可能会认为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然而，实际上世界是在进步的，而且越来越好，甚至应该说是好得多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25年里减少了一半。你一定在自己的国家（中国）也亲眼目睹了这个变化，（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中国有7亿人脱贫了，不是吗？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在整个世界范围里，出生后能存活下来，并且过上5岁、7岁、10岁生日的儿童数量持续增长，人们的寿命也比以前更长。当我们进行全球旅行时，所到之处都能实实在在看到进展。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今年的年信，尽可能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世界是在不断进步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但世界需要的是坚定信念、心存希望，并愿意为了世界更美好而付诸努力的行动者——也就是我和比尔常说的“乐天行动派”。
摄影：Prashant Panjiar问：您在年信里提到，乐观是一种“战略资产”，为什么这么说？
梅琳达：我们看到的世界有其美丽一面，也有其痛苦一面。但如果你能接纳世界如其所是，相信自己能够推动积极的改变，并在这种信念中保持乐观，那么世界就会越来越美好。所以如果我们都能投入心血、智慧、创新能力，利用好新兴科技工具，我们就能够为全人类改变世界。正因为乐观（这种战略资产），我们才有底气说自己能利用乐观改变世界，其他人同样可以。
问： 那么你和盖茨先生又是如何获得“乐观”这一战略资产的？
梅琳达： 我也不是很确定，我和比尔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我认为我们或许天生就比较乐观，亦或和我们的父母，以及他们养育我们长大的方式有关。我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中产家庭长大，父母供我们四个孩子读完大学很不容易。我们全家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因为只靠我父亲的工资不够，家里就通过租房等等其他方式去挣钱。所以，我们从小就相信勤奋的工作和创新思维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而当你看到这一点不光在自己身上、也在身边其他人身上成为现实；并且，当你意识到世界并不只是针对个别人、而是针对每个人而言都在越变越好的时候，你心中的乐观火焰自然就会熊熊燃烧。
问： 在盖茨基金会，人们称自己为“乐天行动派”，在你的心目中，一个“乐天行动派”是什么样的？
梅琳达： “乐天行动派”是指那些迫不及待地想让这个世界更快地变得更好，希望马上行动，而且相信自己可以采取行动的人。不光是我们，每一个为了世界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行动起来、努力让世界更好的人，都是“乐天行动派”！
摄影：David Evans问： 您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行动改变世界，但有些人认为在自己不够富足时就无法帮助别人，也有人并不相信自下而上可以真的改变世界。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梅琳达： 我认为自上而下毫无疑问是改变世界的途径之一。但是，改变必须既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人们经常问我：我能做些什么？有时候甚至小朋友也会问我，他们能做些什么。我会告诉他们：“上网花上10美金，给发展中国家的一位母亲买顶蚊帐，让她和孩子（免受蚊子的困扰、远离通过蚊虫叮咬而传播的疾病），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就这么一顶蚊帐，或许可以改变一个孕妇和她腹中宝宝的人生轨迹。” 只要10美金，可能就可以为另一个家庭改变他们的世界。
问： 之前您提到了自己如何成长为一个乐观的人，那么您是从何时起对慈善工作产生兴趣的？是什么启发了您？
梅琳达： 应该是从高中起。我的高中校训就是“服务”，那时我们就被要求参与很多社区服务。我曾在医院、地方公立学校，以及达拉斯郡法院都做过志愿工作。
问： 您一直都积极倡导女性和女孩权利，到目前为止，盖茨基金会为女性所做的事情里，最让你骄傲的成就是什么？
梅琳达： 我想应该是盖茨基金会支持了为全世界3亿妇女提供自愿避孕措施的努力。对这个成绩我很骄傲，因为如果一个女性如果可以对“什么时间生、生几个孩子”有主动选择权，她就有可能让自己和家庭摆脱贫困。对我而言，女性拥有避孕措施是改善生活的第一步，我很骄傲我们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摄影：Frederic Courbet问： 那么目前就女性的生存状况，最让你和担忧的是什么？
梅琳达： 我最担忧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并没有获得足够多的资源。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我一直在支持一个收集女性数据的项目，因为如果我们收集了足够多女性相关的数据，我们就会知道到底哪里存在着资源短缺，从而就可以分析如何在这些地方提供资金支持。在年信中我也提及这一点，比尔和我都谈到了女性自助团体，在印度有大约7500万人参与，非洲也有类似的自助团体。如果妇女能够找到自助团体并从中获得教育，那么无论是她对自己的认识、还是她在自己家庭、社区里的赋权状况都会有所改变，人生由此就可能会不一样。当然，这只是数据收集的一个方面。但仅仅是这类数据，也能帮助人们意识到，我们应当加强该领域的投资。
问： 除了收集数据，接下里您还计划为女性赋权 做些什么？
梅琳达： 我们一直在寻找帮助女性获得优质数字金融服务的解决方案，当然前提是如果她们有手机的话。我们正在调研有多少妇女有手机、多少人没有手机，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缺口有多大。我们希望确保妇女不只拥有手机，而且能通过手机用上金融服务，比如每天存上一两美金。如果女性能管理自己的财务账号，那么她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她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为孩子或家庭消费。因此，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正在积极研究和行动的领域。
问： 您也在年信中说减少儿童死亡率是盖茨基金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什么呢？
梅琳达：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依然有很多儿童的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已经有工具和方法、或是有人已经在想办法，可以挽救孩子们的生命。在我看来，每一个来到世上的孩子都很宝贵，我们应当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挽救那些生命，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长大成人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哇，我不认为有什么会比这件事更有意义了！一个生命能健康地开始是所有一切其他的基础，之后你可能会添加其他的因素，但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健康地开始人生。
问： 我们注意到今年年信的抬头是致巴菲特先生的，信中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谈基金会的慈善工作。您认为到目前为止，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领域最成功的一笔投资是什么？
梅琳达： 我们最成功的投资应该算是疫苗。在过去25年时间里，大概有1.22亿儿童的生命被挽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疫苗的功劳。在这个过程中，既包括对于已有疫苗，要整合疫苗供应链，确保疫苗能顺利到达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和印度的偏远地区；还包括研发新的疫苗以针对特定地区的特有疾病。举个例子，轮状病毒是引起腹泻的一种病毒，也是导致儿童死亡的最大杀手之一。之前是没有疫苗的，我们现在正在把开发出的一种有效疫苗，送往所需国家，来挽救那里的儿童。
摄影：Frederic Courbet问： 您人生中最成功的投资什么？
梅琳达：那毫无疑问一定是我的三个孩子。我一直都想做个母亲，其次才是工作。我的孩子们是我人生中得到的最好礼物。
问： 盖茨基金会在全球都有合作伙伴，迄今为止，中国和基金会都有哪些合作？
梅琳达：中国自己就做了很多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把中国放在全球范围来看，然后你会意识到中国让7亿人口脱贫是一个多么大的成就。盖茨基金会最常参考的两个数据，一个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一个是孕产妇死亡率。和其他189个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是全球领先的。这两个巨大的发展亮点，主要是中国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的。
所以我们将中国看成重要的伙伴，我们要思考如何更好地与中国合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并受益。最近，我们与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三方合作成立了一个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注册的中文名为北京华益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旨在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疾病挑战，充分发挥中国研发各方面的优势，开展国际药物研发合作，成为连接全球药物先期研发前沿机构与下游临床开发单位的枢纽。我们正一起为之努力，相信这个中心会产出令人激动的成果。
我们还和中国政府开展结核病防控方面的紧密合作，以帮助中国进一步减少结核病患者人数，特别是耐多药结核病患者。这一合作非常成功，成果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应对耐多药结核病挑战的一种全球典范。该模式将整合卫生系统创新、新型融资机制，和包括分子诊断方法和用药监测设备在内的新型诊疗工具。之前我们是合作者，现在政府发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作用，目标是将上述模型推广发展成为适合所有结核病例的综合防控模式。
现在我们思考的是：好了，我们应该如何发挥基金会的全球优势，支持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运用好中国的知识、经验和其中蕴藏的巨大财富，让这些经验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借鉴，让中国经验可以造福世界。
问： 您近期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吗？
梅琳达： 我一直都想去中国看看，今年下半年我有可能会去，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去！
问： 在年信里，您有提到慈善的魔力在于它不像其他商业活动那样要求利润回报，因此它能做到在商业领域里无法实现的事情。但同时，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短板：可能钱花完了，但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盖茨基金会是如何应对这个挑战的？
梅琳达： 的确如此，因此我们尤其基金会能为全球大众的福祉留下些什么？举个例子，我们在华盛顿大学有一个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简称IHME），致力于大量收集和统计全球健康数据，并对数据加以各种分析，从而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和应用。六个月以前，我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会见了两个专程从澳大利亚飞来的研究者，因为IHME有全球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数据，而青少年精神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虽然收集精神健康数据和盖茨基金会无关，我们资助IHME的本意是希望收集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疟疾等疾病防控相关的数据。但研究院在发展中，也陆续开始其他一些重要的全球健康问题，比如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他们正在持续收集数据，然后邀请全球最好的科学家一起研究分析。这就是我所说的“可以留存下来”的项目。当未来基金会不复存在了，这个数据库仍然可以帮助应对那些我们今天知之甚少的全球疾病。
因此，我们现在也开始思考类似的问题，比如在疫苗领域，我们要在哪些领域做出改变才可以让成果以某种形式持续造福世界？比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
我希望能够实现零疟疾、零肺结核和零HIV——对，这就是我们希望在基金会的钱花完前达到的幸运数字。即便是中途我们穷尽所有，那也没什么！因为基金会成立的初衷就是把这些钱物尽其用。但是，希望基金会工作所产出的这些项目成果以及系统性改变，可以持续地造福社会。
问： 您刚才谈到了希望盖茨基金会留存下来的项目成果，我们记得您曾经说过，基金会会在您和盖茨先生离世20年后会关闭。到那个时候，您希望基金会有那些成绩？您认为那时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梅琳达： 哈哈，我希望那会是很久以后的事，我希望自己还能再活40到50年。所以，从今天到盖茨基金会关闭，咱们就以70年为目标吧。到那时，我希望女性能取得巨大的进步，现在我们正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要提高全球女性的生活质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到那个时候，女性在这条轨道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
我希望那些我们在年信中讨论的疾病不复存在，疟疾应该能在我有生之年被彻底消灭，我也希望HIV的死亡率为零。现在每年的儿童死亡率已不再是2000万了，我们也不应再有这样的数据，对吗？这些数据都在下降，儿童死亡率已经从每年2000万下降到了670万。我们一定能让这个数据下降到低得不能再低——或许只存在极个别因特殊情况而死亡的个例。
我希望那时候的世界能是这样。
问： 因为今天是情人节，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个有点浪漫的问题。您和盖茨先生的伴侣关系在基金会的工作中和在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梅琳达： 在基金会里，我们是完全平等地对待彼此的。因为我们所坚持的既是作为个体的，也是和作为夫妻共享的价值观。我们通过在基金会的工作，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并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因此，在基金会我们是平等的工作伙伴。
在家我们是三个孩子的父母，我觉得和其他父母一样，在不同的晚上有不同的角色和职责。昨天晚上，比尔本以为他会帮儿子复习即将到来的物理考试，结果儿子临时决定不参加了，而我则更专注于帮助孩子们应对情绪问题。
总之，在任何一个不同的日子里，我们彼此承担不同的家长职责；同时，在工作中我们又是紧密合作的伙伴——我们两人乐在其中。
事实上今年的情人节很特殊，因为正好赶上我们面向全球发布年信。我们真诚希望人们可以更加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重大挑战，努力为穷人做些什么。配合年信推广，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活动。但是，我们仍期待在繁忙的工作中安排一个“约会夜晚”。我想基金会的同事正在尽一切可能放我们一马，留给我们一些约会时间。
问： 在慈善工作中，女性可以发挥什么优势和特长？
梅琳达： 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女性正在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当女性的手中拥有更多资源的时候，即便是通过慈善捐赠获得的，她们也更有可能把资源分享出去。善良无私往往很自然地和女性联系在一起。在慈善界和我曾有过交集的女性常问我，应当如何让“脑”和“心”协作。我认为当你能将用心和用脑相结合时，你就能让慈善实现最佳效用。女性拥有很高智慧，我们在中学、大学校园，以及职场上都有体会。所以你要让“心”和“脑”合作。“心”“脑”合作的越好，慈善做的就会更好。事实上，如果慈善没有让比尔走心，他也不会开启慈善之旅。但是，一旦到了需要解决问题的，他就会用脑思考该在什么时间范围里做什么事情。做慈善无论男女，都同时需要“脑”和“心”，只是对女性来说，做慈善来得稍微更自然一些，因为我们更容易走心，更听从直觉。
问： 从盖茨基金会成立至今，您对慈善的理解是否有所进化？如何进化？
梅琳达： 进化是毫无疑问的。比尔和我在涉足一些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时，其实多少有些天真。比如关于疟疾、疫苗之类，我们也不得不学习很多知识。我们也在一些没能产出成果的项目上下过赌注，但我们从未因此后悔。
我认为慈善教给我的最重要一课是，有时候你必须要承担风险，必须要下一些大赌注，哪怕心里已经知道其中只有部分会如你所愿发展下去。我拿疫苗举个例子，就像营利领域的风险投资家有投资组合一样，在每种疫苗领域，比如HIV，我们也有一个“疫苗组合”。我可以和你担保，已经有一些探索中的疫苗肯定是没用的，但至少那些失败的疫苗可以让我们学到的不少知识，从而可以离成功更进一步。人类目前还没有研发成功任何一种预防HIV的疫苗，现在我们研发了一个疫苗组合，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找到胜算最大的那一支。我们确实在冒风险。巴菲特在早年写给基金会的信里就曾给过这样一条建议：去解决那些疑难问题，主动承担风险，我不希望你们选容易的问题去解决。如巴菲特所言，慈善要解决的是那些被社会遗忘的问题。我们在应对的是一个社会里最艰巨的挑战，所以你不可以逃避，也不可以不果断行动。做慈善实际上特别需要果敢和冒险。这一点我们是从商业中借鉴来的，却在慈善中实实在在地实践了。
那些比较容易的问题，社会就会主动解决。如果是通过手机APP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有人去填补这个空缺，只要想想中国有多少人在开发APP就可见一斑。但遇到一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别人会说“呃，这件事情没有市场啊，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社会遗留下了这些问题，这时候慈善就会发挥作用了。然后慈善要做的是“催化剂”，我们可以领路，可以冒风险，可以做试验项目，可以发明一种新的疫苗，但最终需要政府大规模地推行。最终，政府必须是解决问题的主力，所以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和政府达成一致，相信政府最终会大规模地解决问题。
问：在中国，我们刚刚过完春节。您能对我们的读者，有什么新年寄语吗？
梅琳达： 我想说，追随你的热情。无论你对什么有热情，就追随它。听从内心的声音，你就能找到这个世界上属于你的那条路。
问： 如何找到内心的声音？
梅琳达： 我想你在感受到热情之处可以找到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可以点燃你？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什么事让你越忙越兴奋，越忍不住想谈论它？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而且它把我带领向正确道路。这不是一件你生来自动就会做到的事情，实际上你需要学习这种能力，你需要勇敢一些。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你知道你要进入让自己不适的区域了，但你会在那里找到内心的声音，也会在那里取得进步。”
（本情人节特别报道由新浪国际与世界说联合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