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是南宋诗人叶绍翁的传世名作《游园不值》的诗句。自从这首七言绝句问世,“红杏出墙”便成了女人出轨最优雅的代名词。
在古诗词中,“杏花”一直是春色的代名词,相关的诗词车载斗量,不乏“红杏枝头春意闹”、“杏花消息雨声中”等名句。南宋诗人杨万里有《杏花》诗曰:“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这非白非红、白里透红的杏花,活脱脱一股娇滴滴的羞涩样儿,自然容易让人油然生出许多遐想来。
古代历史上,与杏花有关的着名美女是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杨玉环。杨贵妃马嵬坡下宛转而死后,唐玄宗念念不忘,派人去收敛遗骸,美人尸骨不再,只有杏花一片。于是杨贵妃就被民间尊为二月杏花花神了。而杏花一旦和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挂钩,风流二字,自然是落不下了。
杏花,先是指满园春色,进而指风流美女,并要与“墙头”挂起钩来才能有不可言传的意味。北宋女词人魏夫人就曾在《菩萨蛮》中说:“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南宋诗人张良臣在《偶题》一诗中也说:“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而陆游则在《马上作》一诗中说得更加明白:“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头”意味着什么?无非意味着“天隔一方”。“墙头”的两边无疑是怨男怨女,“一枝红杏出墙来”,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其实,在在叶绍翁的那首传世名作问世之前,喜欢把杏花和墙头连在一起说事的,可谓是大有人在,叶绍翁只是拾了别人的牙慧罢了。譬如,唐代诗人吴融在《途中见杏花》一诗中说:“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
再譬如,北宋名臣王安石在《杏花》一诗中也说:“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可见,历史上有许多文人都喜欢把玉面含羞的杏花,与代表男女相隔的“墙”连一起,还总喜欢让杏花伸出墙头顾盼生姿,“红杏出墙”的引申和联想就变得自然而然了。
说起来,“红杏出墙”最早的出处,始于宋代的话本《西山一窟鬼》。其中形容女子“如捻青梅窥少俊,似骑红杏出墙头”。这个话本说的是裴少俊和李千金不顾礼教的恋爱情事。元代白朴根据此话本,还写成着名杂剧《墙头马上》。
到了元代以后,”红杏出墙“的用法就愈加明显起来。比如“恰便似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能够折入手,空教人风雨替花羞”。到了近代,“红杏出墙”的用法就固定了下来。鸳鸯蝴蝶派的刘若云,还写了名作《红杏出墙记》。
说到“红杏出墙”不能不说潘金莲,人们几乎把她定为古代“红杏出墙”女人的典型代表。她不仅“红杏出墙”,还谋杀亲夫,这样的女人不是典型代表,那谁是典型代表?
潘金莲本质并不坏,“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作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人家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那时候大户人家的男主人大都三妻四妾,身为丫环婢女都使出全力地让老爷和少爷们注意到自己,娶她为妾,从此改变了做奴婢的命运。
但是,潘金莲拒绝了,还跑去向女主人告状,这不难看出她是个贞洁烈女的坯子,不贪慕风月,不追求虚荣,她贪慕和追求的就是与一个正常的男人幸福地过一辈子。
然而,这个卑劣的男主人却为了报复,竟将她嫁给了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人称‘三寸丁谷树皮’”的男人武大郎。
其实,说起来男人长得丑陋没有关系,有自己的事业也行,而这武大郎只是个卖大饼的;男人丑陋又没事业也没关系,最起码他还要有男人最基本的功能,偏偏这武大郎既长得丑陋,又没有事业,还没有男人最基本的功能,否则也该留下一男半女。
难怪这潘金莲见到了武松之后直言不讳地夸他说:“武松生的这般长大,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象人,七分似鬼,我直怎地晦气!
据说武松,大虫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气力。”在潘金莲的眼睛里,只有武松的“这般长大”和“好气力”,说明她渴望拥有一个健全的男人,渴望拥有美满的性生活。然而,不解风情的武松却严词拒绝她隐藏在心中已久的渴望。
直到遇到了那个既长得好看,又有事业,还有男人最基本的功能的西门庆,只是那个时代的女人不能离婚,也不能休夫,否则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若是自己她长得丑也就罢了,丑女配丑男天经地义,偏偏自己又长得千娇百媚。看到那些不如自己的女子都可以过着“性福”的生活,为何自己不可?因此,她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想为自己活一回。
男人们总说,孩子总是自已的好,老婆都是别家的好。很多“红杏出墙”的女人,在家连叫床都要使劲地咬着牙齿不敢吭声,可是到了情夫那边,如狼如虎的她就如鱼得水。身为平民百姓的潘金莲如此,而深居皇宫的女人也是如此。
北齐王朝的胡太后有一句名言是“为后不如为娼”。原因是这位太后还是皇后的时候,她的皇帝丈夫最宠爱的女人是嫂子李祖娥。武成皇帝因此常常留宿在昭信宫,而将胡皇后冷落在一边。
生性淫荡的胡皇后耐不住寂寞,竟然与宫中“诸阉人亵狎”。当时,武成皇帝最亲信的大臣是给事中和士开。因此经常出入武成皇帝身边的和士开很快便引起了胡皇后的注意,她开始频频向和士开抛媚眼。和士开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自然非常乐意与胡皇后亲近。两人因此一拍即合,很快便勾搭成奸。后来,她又以“念经”为由公然把和尚招到宫里来解决自己的性需求。北周灭了北齐之后,胡太后就带着自已二十岁的儿媳妇到长安城里做妓女,她认为“为后不如为娼有乐趣”。
男人可以找着各种借口出轨偷情,但女人是不会轻易“红杏出墙”的,除了天性不甘寂寞,大部份女人都会安份守已。如果每个女人的家庭都很幸福,儿女懂事,丈夫疼爱,性生活和谐,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红杏出墙的女人了。
如果潘金莲有一个像武松那样的丈夫,她也不会红杏出墙;如果胡太后嫁给了一个懂得照顾她疼爱她的男人,即使不是什么皇后皇太后,也不会沦落到想去做一个妓女取乐。“为后不如为娼有乐趣”,胡太后“红杏出墙”到如此境界,无疑比平民女子潘金莲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