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邦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丈夫，知之者多多。而陈达邦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套人民币券面汉字题写者，却是知者寥寥。
陈达邦有了“黄埔”和赴莫斯科求学的人生旅历，有幸与四川省宜宾县的赵一曼(赵一曼姓李名坤泰，李淑宁是她在宜宾读书时的用名，李一超是她在报刊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赵一曼是她在东北抗联时的化名)相识、相恋、相爱在莫斯科。
赵一曼回国后，陈达邦继续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留苏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的吴玉章，去巴黎加强《救国日报》工作。为提高印刷质量，吴玉章通过中国代表团调陈达邦到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日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的陈达邦懂法语、对印刷业务娴熟，很快与巴黎印刷界朋友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在巴黎印刷界朋友的帮助下陈达邦克服重重困难，确保了《救国日报》的印刷质量，其业务能力被吴玉章看好。
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日报》迁至美国印刷，派吴玉章回国准备，命陈达邦赴巴黎待命。在待命期间，陈达邦靠手艺以经营印刷业营生。后来，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已陆续撤离，陈达邦于1942年从巴黎回到中国。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开始后迁武汉。抗战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迁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更名“中国印刷厂”。陈岳云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法国学到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和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日益增多，业务不断扩大。在祖国西南重庆的陈氏兄弟，其印刷名声播散海内。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吴玉章联名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推荐陈达邦。经批准，陈达邦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负责人民币印刷工作。
达邦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后，货币改革工作正在展开。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根据中央对改版人民币的决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由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赴苏联处理印钞事务。
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人民币票版设计和印刷方案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汉字排列顺序，应把从右到左改为从左到右；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周恩来对券面图案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可是对票面上的文字没有任何指示。南汉宸带着印刷局长直接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南汉宸当即提出，当前还没有更为合适的字体，最好还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南汉宸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许可。
当苏方技术人员收到中方的人民币样版之后，经检验认为中方设计不合技术要求，必须重新制版才能印刷。关于苏方技术人员改版问题，叶季壮请示国内，周恩来签发的电报说，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可是，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经请示国内，答复: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题写了新版人民币券面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来，在原定印制数量上增印10元券2亿张。有前几个票种要在苏联重新制版的教训，新增10元券人民币国内只提供版样图案，交苏方由中苏双方技术人员共同作技术处理，直接制版。版样上的汉字照前例由陈达邦参照已印出钞样，在保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作了灵活处理。
陈达邦全权负责密切配合苏方技术人员处理人民币票版的技术问题外，主动参与了印钞数量的清点、装箱、运输等工作。整个印钞、运钞工作都是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运行的，陈达邦按照南汉宸行长指示，认真落实各项纪律、制度、确保了人民币的安全印刷、运输和交接。在制版过程中经陈达邦调整、题写的汉字字体，后来改版的几套人民币都沿用。
1964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限期收回1953年版人民币面额为3元、5元和10元的纸币，不再流通使用。
